原标题：回顾杉杉与雅戈尔的三十年：西装、权力、互联网与新零售
时尚的定义权总在追着偶像跑。
在这个闷热的夏天，郑永刚携1996年上市的中国服饰第一股杉杉“二次上市”了。服装业务从杉杉股份剥离出来，单独成立杉杉品牌运营有限公司登陆港交所。
而在此之前，郑永刚的同乡，雅戈尔的创始人李如成，也决定回到老本行，豪赌一把，掷100亿，花五年时间再造一个雅戈尔。
他们已经年届六旬，所创立的品牌曾经妇孺皆知，如今在年轻人心中却几乎没有存在感了。人们很难想象，杉杉与雅戈尔三十年的路，几乎是半部中国时装史。
如今的全球商业版图中，爱穿牛仔裤和T恤的高科技创业者，取代了穿西装的金融家与石油大亨。
乔帮主那身着装，被中国科技大佬们争相效仿，甚至受到眼睛长在头顶的时装编辑们的追捧。即使在苛刻的中山公园相亲角，优衣库、格子衬衫的程序员们，如今也能得到“丈母娘们”的青眼相看。
重振旗鼓时，郑永刚与李如成既豪迈又迷茫。
这片曾经熟悉的领地，正在被互联网重新定义，充斥着新零售、黑科技、智慧门店、网红经济、圈层消费等陌生的概念。王者归来，疑云重重。
他们这一代企业家，已经隐约显露出背影了。
“任由自己油头垢面、挺着怀胎六七个月的大肚子，穿着城乡结合部的不合身老头衫，脚踩一双一百年没有擦过油的皮鞋。”三年之前的春天，女记者侯虹斌在那篇颇具争议的文章《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中如是形容，语气犹如盖棺定论。
然而，一段被人忽视的往事，也许要为广大男同胞“翻案”——中国最早的服装巨头是做西装、衬衫起家的，掌舵者还是两个宁波男裁缝。
上世纪80年代末，服装厂厂长郑永刚从宁波坐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他留意到，坐对面的人已迫不及待地穿上了不知道哪里来的西装，衣服很旧，像揉皱的咸菜一般。郑永刚看到了“渴望”，像久旱的土地，等待一场甘霖，这意味着巨大的商机。他回到宁波，创办杉杉西服。
在创立杉杉之前，郑永刚有一段军旅生涯。中国的企业家中，出身部队的不在少数，例如联想的柳传志、华为的任正非、万科的王石。行事果决而坚韧，是这段经历留给他们深刻的烙印。
郑永刚将杉杉的市场清晰地定位为国内。
他几乎是最早意识到营销魅力的人，90年代初，他便借了3万元，去央视打广告。一时之间，“杉杉牌西服，不要太潇洒”的广告语火遍大江南北。
想要变得潇洒的中国男性，对杉杉西服的疯狂，几乎不亚于时下粉丝对张大奕的追捧。
三年后，这家资不抵债的服装厂便扭亏为盈，净利润达2.7亿。按当时不足10元价格算，杉杉的利润足以购买2700万瓶飞天茅台，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对于这段潇洒的历史，郑永刚回忆起来仍不无得意：“短缺经济时期，杉杉西服成了硬通货。”
1996年，杉杉闯入股市，成为国内首家上市的服装企业。但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资本市场正在变成一个灰色和投机的冒险家乐园。
在盛产裁缝的宁波，不乏郑永刚的同行者，和他年龄相当，雅戈尔的创始人李如成是其中之一。
李家是在50年代末，从上海滩“下放”宁波的，李如成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十岁左右便成孤儿，编过草鞋，也做过放牛娃。
70年代末，他用2万元知青安家费，在宁波一家小板凳拼凑起来的戏台地下室，凭借几把尺子、剪刀，开了一个小作坊。在那有些浪漫色彩的年代，他给这个作坊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青春服装厂。
李如成不擅多谈，为人低调，但和郑永刚一样长袖善舞。
1990年仲夏，他将地下作坊运作成了中外合资的服装品牌YOUNGOR(雅戈尔)。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西装、衬衫，多少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初期，地缘政经因素影响之下，香港文化的北上。
举两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
198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王家卫拍了一部电影《旺角卡门》，讲述香港九龙区旺角街头混混的爱恨情仇，这部剧情通俗的片子，因为骨灰级文艺青年墨镜王而笼罩着一种颓靡、缱绻、暧昧又躁动的色彩。
电影中张学友饰演的乌蝇，穿着一身白西装夸张地怒骂，在30年后，还为大陆贡献了一个风靡的表情包。
两年之后，王家卫又推出《阿飞正传》。张国荣饰演的阿飞（旭仔）疏离放荡，可谓一颦一笑，仪态万方，隔着28年的岁月，依然令影迷发出“公子世无双”的轻叹。
电影折射出香港时代症候：经济起飞的快乐里，不知身在历史何处的迷惘，因迷惘而颓废，因迷惘而幻灭，这也是几十年后内地青年心境的写照。
90年代直至千禧年初，《旺角卡门》、《阿飞正传》等港片占据城市街角那些阴暗潮湿的录像厅，也成为青年精神与时尚的教科书。头上抹满发胶，穿一身卡其色或黑色的西装，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
功利而世俗的商业氛围，以及港台影星所引导的潮流风向，是雅戈尔与杉杉西服蓬勃生长的土壤。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袭来，青年偶像史玉柱第一次人设崩塌，背负2亿债务，仓皇逃离了珠海，巨人大厦烂尾。
然而，面向内需的雅戈尔却如日中天，1998年登陆上交所，紧随杉杉。
在那个前无强敌，后无追兵，也没有外来竞争者的窗口期，市场每卖出12件衬衫，就有一件是雅戈尔的，杉杉西服的市场占有率也一度高达到37.4%。
如果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对比，此时，起家于西班牙北部港口城市拉科鲁尼亚的ZARA母公司Inditex要等到三年后才会上市，“穷裁缝”阿曼西奥·奥特加到65岁才能翻身。
彼时，对于ZARA、H&M以及优衣库而言，中国仍是一片处女地。那一年，刘强东还在中关村摆地摊，两次创业梦碎的马云和18罗汉聚在北京一个小酒馆中喝酒，抱头痛哭。
有意无意之间，在这段服饰零售行业的青春岁月里，命运都为他们准备了礼物，也埋下了陷阱。
“请称呼我为金融家”
郑永刚是最先感受到“危机”的人。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开放，已经是一条不可回流的河。
“（未来）加入WTO之后，人家（国际服装品牌）进来跟你一起玩了，高端市场一定会被国际品牌垄断。”郑永刚在接受《东方企业家》采访曾如是说。言辞之间，他对自己的“睿智”不无得意。 郑永刚提过他的偶像：“巴顿曾说‘战争是地狱，但我喜欢战争’，地狱是苦难，为什么喜欢？因为其中有让人喜乐之处。我觉得‘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做好战略决策，就是喜乐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