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书架之四十四
马海甸 翻译家，香港
2016年，是莎士比亚四百周年祭，应该以此为题材写些什么。翻了翻案头的书，遂有此作。
2014年8月，我在一家旧书网的在线拍卖专场中，发现了一部俄文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莫斯科，2011年版)，该书大16开，精装，447页，装帧、印刷、插图和用纸堪称俄文书中的精品。书从10元开拍，经过几个拉锯，很快就只剩下我和一位“拍友”仍在一较高下。在这之前，我的拍卖经验几乎是空白，连什么是拍卖的“代理”都不懂，加以阮郎羞涩，抢拍时按着滑鼠的手兀自冒汗。“拍友”看来对此书志在必得，他穷追猛打，锲而不舍，经过三十九次角逐，我的心理防线终告奔溃，让对方以二百零五元拍下此书。其实无论是两年前还是今天，两百块都不是什么大数目，无非是和朋友小酌的一顿饭钱，一张古典音乐C D的价钱而已，叵耐爱好太多，需要花钱，只好能省即省。纵然如此，事后我还是好一阵懊恼。没曾想，同年10月，同一部书又在旧书网出现了，开拍价100元，可怪的是“拍友”们都不来凑热闹了，最终仍以100元成交。我心里一阵得意，这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省下一百大元固然令人高兴，要是当时再缠斗下去，还不知道何时才了。这一段闲话，就此打过。
在苏联，诗人马尔夏克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曾被授予斯大林文学奖，也因此，马译被定于一尊，成为俄译的定本，1958年苏联文学艺术出版社精印的八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十四行诗部分用的就是马氏的译文，即使在苏联解体十五年后的今天，坊间仍见不到后起译家全译的新版本。但是，时人并非像官方那样一致推许马尔夏克的译文，作家楚科夫斯卡娅在她的《关于阿赫玛托娃的札记》中记录了大诗人对马译的一段评论：“她严厉批评了马尔夏克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为什么他要译出所有十四行诗呢？就译出一两首人们爱读的就成了……事实上，大多数十四行诗是献给一个男人的，但译文都成了献给女人。好一个赝品。’”(莫斯科和谐出版社，1997年版，第一卷58页)阿赫玛托娃的意思是，不能出全书就不译，作为折中之计是选译，这是女诗人宁折不弯的执著。莎士比亚是否同性恋者，至今仍是英国文学史上聚讼纷纭的公案之一，但他的154首十四行诗，前半部分献给一位男人，却是不移的事实。马尔夏克鉴于当时苏联社会的法律和风气，不惜把几十首献给一个男人因而颇具同性恋色彩的诗，硬生生地扭曲为表现异性恋的情诗，无怪乎阿赫玛托娃大为不满。马尔夏克早年留学伦敦大学，对英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当然有所涉猎，但形格势禁，要出书的话只能置翻译忠实于不顾。
据《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记载，俄罗斯文学史上共有六十一人译过莎翁十四行诗，数量由一首至全集不等。最著名的翻译家包括诗人、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三首)、政治家和文学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一首)以及象征派诗人勃留索夫(七首)。全部译出154首的有三人，他们是索科洛夫斯基、格贝尔和莫杰斯特·柴可夫斯基。这三位翻译家都活跃于十九世纪，前二者的生平有待考证，后者即著名作曲家彼得·柴可夫斯基的弟弟。他的成就尽管与乃兄不可比，但在俄罗斯文化史上也小有名气。音乐家几个歌剧的脚本都出自他手，他还著有三卷本的《彼得·柴可夫斯基传》，译出全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翻译家，小柴可夫斯基不为人知已接近一个世纪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收有三位诗人的全部译文，这样，因为非翻译因素而被湮没的翻译文本又重现人间。
马尔夏克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成就应该重新检视，我们固然不能因阿赫玛托娃的几句话就把他一笔抹煞；但是，把一种翻译定于一尊，其他人不能染指，也同样不合理。马译定于一尊与政治有关，1953年即“解冻”后，当局推许他的译文如旧，有关的译诗集不知出了多少版，出版者遍及首都的大型文学出版社和外省中等城市。这样近乎垄断的局面确立以后，试问还有谁敢自讨没趣地撄其锋？
这里不能不谈到俄国一个与他国翻译界适成对比的文化现象：在他们看来，《奥德赛》的权威译者仍然是普希金的老师茹科夫斯基，美国诗人朗费罗的长诗《海华沙之歌》最可靠的文本是上世纪初作家布宁的译本，流行于读者群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俄译本仍旧是七十余年前女诗人帕尔诺克参与移译的版本，是这些译本无懈可击？是今人不如古人？我想应该都不是，这里面或许有着某些名人效应，名人译出一个不坏的本子，一般人也就知难而退。反观他国，继英国诗人蒲伯移译出荷马史诗后，有多少种英文译本行问世，不是专家答不出准确的数目；傅雷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译本，应该有资格评为定本，但仍有两个译家不吃这一套，硬要举起挑战权威的大纛。
莎士比亚的这三种老译文不一定比马尔夏克更“雅”，索科洛夫斯基的译文为散文体，莎翁的神韵荡然无存；格贝尔的韵脚安排有些随意，文字不够凝练；只有小柴亦步亦趋地追步原韵。莫说它们仅得皮相之似，早期俄译莎翁三家之中，最接近原著的就是他了。可见，多元化而非定于一尊，通过比较不断地突破前人的樊篱，一部经典著作尤其是诗歌经典著作才有可能成功地移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