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轶
1930年代的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及其与实践的统一性吸引了奥登一代的众多学者与作家,而那些未被共产主义吸引的学者们,在对抗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意识形态的论辩中也逐渐地走向了政治化倾向,即意识形态的对抗。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充满了意识形态的指向,虽然依赖于一种不同的哲学思辨,但却最终不过是指向另一种政治论述。
那个时代的智识气质遍布了意识形态的笼罩,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后来在自传中反思道,1930年代的系列事件尤其是绥靖政策的横行,破坏了他作为一个超然的专业化思想者的应有姿态,影响了他作为一位思想家应该保持的审慎。
正是在这个时候,迈克尔·欧克肖特既保持着严格的道德完整性,也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保持着疏离的态度。他致力于研究政治哲学的本质问题,而非像其他人那般急于对意识形态进行态度鲜明的发问表态或支持反对。
即使在1939年出版的《当代欧洲的社会与政治学说》一书中,他也抱持一种中立的态度来对待代议民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国族社会主义和天主教教义,主张自己的著作为那个时代真正对思想感兴趣的人而写。
这种哲学思想的纯粹与超然态度,使得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一书前两章对欧克肖特极尽了恶毒的嘲讽,特意将欧克肖特对洛克式自由主义的批评进行断章取义,作为欧克肖特反自由主义的确凿证据,将之斥为犬儒哲学家,对他人给予欧克肖特的赞扬则讥讽为“哪怕是巫师也能变成绅士”,而欧克肖特的本意是更新与发展在当时遭遇困境的自由主义。
佩里·安德森还对保守主义内部的争论发表了戏谑式的幸灾乐祸。那就是欧克肖特在书评里批评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意识形态过重:“一个抵制所有计划的计划可能比它的对手要好,但是他们同属一种政治风格。而只有在一个已经被理性主义严重侵染的社会中,这样一种转化——抵制理性主义暴政的传统资源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才会被当作是这些资源的一种强化。”在欧克肖特看来,哈耶克虽然批评理性主义,但他自身也陷入了理性主义的桎梏。尽管欧克肖特对哈耶克的批评导致哈耶克出走英伦前往美国,但他与哈耶克都属于自由主义的坚定守护者。欧克肖特认为政治意识形态的狂热与对立容易导致特定的错觉,这种错觉以为“一种被选定的意识形态的知识可以取代对一个政治行为传统的理解”。然而,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智识主义。
这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时代,而意识形态都非常自信,对自己愚蠢的理论非常执着,对狭隘的真理契而不舍,他们理解的世界救赎就是世界由他们来主宰。”所以,更愿意冷静分析问题本质的欧克肖特,一直以来就拒绝做意识形态宣传家,由此被西方学界称为“20世纪西方最具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
在欧洲知识分子普遍吸食“鸦片”的战后年代,欧克肖特针对知识分子构建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进而批评了启蒙思想家自以为是的进步史观。也正因他自1947年以来在新创刊的《剑桥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反理性主义的论文,使他从剑桥学人转变成为英国公共知识分子。
欧克肖特认为,启蒙思想家的特征是一种对毫无差别而忽视历史复杂的知识信念和“普遍的盲从轻信”:“启蒙哲学家的天赋是一种偏向理性化的天赋,偏向要让人生和生活事务变得有理性,而不是看清其理由,偏向不计代价地灌输精确的秩序,而不是去领会看似混乱局面中微妙秩序的存在。”欧克肖特对启蒙思想和主义式思维一直保持着智识上的疏离,以致于他还批评了BBC自诩为公共品味的改进者和国家进程的舆论导师。
欧克肖特曾对政治意识形态下过定义:“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着一个抽象原则,或一套抽象原则,它独立地被人预先策划。它预先给参加一个社会安排的活动提供一个明确表述的、有待追求的目的,在这么做时,它也提供了区分应该鼓励的欲望和应该压抑或改变其方向的欲望的手段。”自启蒙运动以降,理性主义在接下来的时代大获全胜,而理性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是科学主义的胜利,其标志性思维就是在各个领域寻求事物发展的确定性,以此作为现实生活的指导方针。
1939 年,欧克肖特出版《当代欧洲的社会教义和政治教义》一书,有力地驳斥了现代政治的意识形态风格化。在他看来,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思潮就不断地削弱了对实践判断的尊重,而采取一种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现实问题。技术理性信奉自然科学和数学科学所产生的分析推理技术及其方法论,从而蔓延到人文思想方面,它的诱惑性就在于能够克服历史存在的偶然性质,从而发现一条历史发展的主流叙事,一旦知识分子与权力结合起来,就可以在使用权力指导民众前进的道路上寻找到合理性。
正因欧克肖特对哲学实质的重视,他一直对笼罩意识形态风格的历史写作颇有微词。他认为意识形态仅仅是一个具体政治传统的缩略版本和历史变迁的简单认知,绝不应该被当作政治活动的正当基础。这也是他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批评麦考莱等辉格党史学家的原因,因为他们开创了将历史解释为从野蛮无知到民主科学的唯一进步历程。在欧克肖特看来,这是一种预设的论调,使历史研究成为有意识的公式化技术;在预设政治构想和政治目标的时候,就必然会漠视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然后按部就班地通过技术理性的指导来建设看似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大道,也正是因理性主义盛行导致学术研究占据主流位置,而使得很多学人以为照搬他人政治制度或向他国输出政治制度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在欧克肖特看来,不过是意识形态式的借口而已。把一种实践经验当做所有实践的理想形式,或者以为所有社会都可以采取某种理想模式,都是对社会经验的丰富性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扭曲。但是,由于我们对理性的崇拜和对自身进步的要求,以及对事务发展追求完美的思维总是很难消除,这就导致了技术理性思维很难在问题辩论之时被驳倒,倾向于谴责或选择而不是具体分析复杂的社会结构变迁。
欧克肖特既批判理性主义,也批判经验主义。在他看来,政治是一种追求暗示的艺术。这种暗示的艺术,既不是通过理性主义推演出来的确定性结果,也不是经验主义对历史的简单化概括归纳,而是需要对历史经验的体验感悟加以阐发,它不是理性主义的纯粹知识活动,也不是经验主义的主流叙事,而是我们作为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实践过程。因为现实社会蕴含着传统和经验,所以在政治实践中必须树立历史意识,探索适合本民族社会生活所能够真正融合与实践的政治模式,而不是轻易而简化地推翻与挪建。
其实,我们对辉格党式历史阐释并不陌生,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采取的就是这种进步史观的意识形态启蒙观念,即使在互联网的祛魅之后,依旧保持的是诸如“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历史潮流”、“历史必将选择”这类的史观,也正是这种社会进步史观让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或“历史前进方向”,逐渐地让他们在写作与发言中不知不觉就弥漫了浓郁的意识形态阴霾。这跟中国本身历史有关,晚近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对抗西方文明之时,救亡图存的信念理想使知识分子在西化进程中陷入了长久的主义思维,久而久之,政治哲学与政治意见划上了等号,政治思想被主义式意识形态所覆盖,导致了学人对自由主义学理毫无兴趣,却坚信空洞的意识形态式自由主义,造就了今天有意识形态而无政治知识的局面,自以为掌握了政治、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的发展规律。
虽然我们天天反对这个主义鼓吹那个主义,最终不过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对抗另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迷障成为我们思考的误区,以对历史经验的化约态度将相互缠绕和曲折变化的历史进程简化为某种特定原则诸如顺昌逆亡等,尤其在政治中极其容易滑向主义式或概念化的粗暴思维。这种对历史进程进行概念简化的研究方式实际上是对知识和心灵的桎梏。
由于长期的意识形态毒化与主义式思维的盛行,提倡祛除意识形态来对问题本质进行研究的欧克肖特,注定无法像同时代的哈耶克那般得到学人的垂青。然而,也正因为这种主义式思维,我们恰恰应该读读欧克肖特。当我们谈论政治时,欧克肖特曾如此告诫:“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上航行。既无避风港,也找不到可供抛锚的海床;既无起点,也无规定的目的地,唯一的事情就是永远在海上漂浮。这片海洋既是敌人,又是朋友……”
